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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nite’s notebook

那些未能表达的词藏匿在暗处
May 19

不安

这些日子,每天看到的听到的,尽是铺天盖地的伤亡人数,人心惶惶的小道谣言,虽然明知自己和亲友都毫发无损,还是变得格外脆弱敏感,总是莫名地有些想哭。
夜里梦到自己在火车上,眼看着还有一两站就到家了,列车员却来通知说兰州地震,车站塌陷,火车最远只能走到这里了,我随众人下了车,惶惶然如丧家犬,一心盘算着怎么才能早些见到父母,却昏昏地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办法,只能傻傻的走啊走,走了一宿。
后来突然惊醒,也不记得梦里到底见到父母没有,闷闷地出了一身冷汗。
想来我是被这样无缘无故的死骇到了。
记得好友最近的签名,“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全文抄过来吧:

严重的时刻
作者:里尔克(陈敬容 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November 02

印象中的电影(四) 英格玛 伯格曼(Ingmar Bergman)

他是我最爱的导演。至少目前是。

看他的电影,常常感到有什么尖利的东西划过,在身体内很深很远的什么地方,留下长久的疼痛。

他的台词如匕首,一句句毫不留情地划开生活中的层层伪装,让你清楚地看到谎言与背叛,欲望和贪婪。对,就是这种感觉:不留情面。总是有人因为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或是因为太软弱,或是因为同情心太盛,又或是单单想要保全体面,而给生活披上一层又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扭曲它、掩盖它,把它打扮成自己愿意接受的样子。在伯格曼的世界里,这一切悉数被抹去。他把看到的,感受到的,就那样原原本本地放在你眼前,有时粗砾无情得像戈壁上的风沙,有时又温柔美好得让人忍不住想哭。谁也免不了视角的局限,但至少他是真诚的。塔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他是一个个体,决定以完全的真诚来向别人阐述他对世界的理解。”伯格曼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真诚的阐述者。

他的画面常有占据整个屏幕的脸部特写。印象最深的是《哭泣和细语》中有这样的情节,医生——也是玛丽昔日的情人——治好了玛丽的女儿,留宿在她家中。晚上,玛丽走进他的房间,站在他面前。他迟疑一阵,把玛丽拉到一面镜子前,于是,玛丽的脸部特写占据了整个屏幕,医生的脸半隐在她身后不远的阴影中。然后是下面这段对白:

医生:过来,玛丽。过来,对着镜子看看你自己。你很美,你现在可能比以前更美,但你也变了很多。我想让你明白你是怎样改变的。现在你的眼神不再敏锐,计较一些琐事,你过去可是一往无前的呢,毫不隐瞒遮掩;现在你的嘴角已经显出不满和欲望,过去可是很温和的;你现在已经肤色苍白了,你用化妆品了;你漂亮的、宽宽的前额现在每道眉毛上面都有了四条皱纹。不,这种灯光下你看不见,但是在白天你可以看见。你知道你为什么长出这些皱纹吗?

玛丽:不知道。

医生:因为冷漠,玛丽。还有这条从耳朵到下巴的完美线条,也不再那么明显了。你懒散的生活改变着这条线条。还有这儿,在你的鼻梁边,你为什么经常冷笑呢?你看见了吗?你冷笑得太多了。这回看见了吧,玛丽?看你眼睛下面,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条纹,是因为你的倦怠而出现的。

玛丽:你真的在我脸上看到这些?

医生:不是,不过我吻你的时候感觉得到。

记得看到这里时,不禁一阵心惊胆颤。有谁的脸经得起这样的凝视呢?医生的语气中听不出嘲讽、轻蔑或不耐烦,只是冷漠中带着一点点怜惜,更让他的话句句如重锤一般。那个曾经温和又一往无前的女孩到哪里去了呢?这多讽刺,当我们经过不断的磕磕碰碰一天天长大,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成熟到把真实脆弱的感情藏在内心深处的时候,时间却悄悄把这一切都如此明显地刻在我们脸上。

电影里的女人总是被观看的对象,不过每个人的视角各不相同。黑泽明的镜头中,女人是一种沉默的神秘物种,总是从无比贞静一跃到歇斯底里,一旦她开口,就是她决定开始演戏的时候;阿莫多瓦的镜头中,女人总是被环绕在一种明亮温暖的光晕里,不论年长年幼,不论什么职业,不论多么潦倒窘迫,都始终保持着一份独特的美丽和尊严;费里尼的镜头则直截了当地把所有女人都幻化成丰乳肥臀、夸张的眼影和放荡的笑声。唯有伯格曼的镜头让人最难消受。他就那样突然把一张脸放在离你很近的地方,让你因为过分受惊而忘了评价它是否美丽;他不扭曲,不妆点,不避讳,你会忍不住凝视那张面孔,想要透过这扇窗看到她灵魂深处最真实隐秘的角落,又担心如果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信仰问题也是伯格曼的电影里挥之不去的主题。其实这也是很多导演共同关注的焦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世界里上帝无疑是存在的,《十诫》中我们分明能感觉到那洞悉一切宽恕一切的目光无处不在;塔尔科夫斯基则是基督精神的化身,看到安德烈·鲁勃廖夫说出:“……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仿佛就是看到了基督的现身;到了库布里克那里,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的上帝已死,只留下人类,愚蠢、狂妄又残酷的人类,孤零零地活在一个疯狂的星球上。

伯格曼很奇特地介于他们之间。他和上帝似乎有很深的个人恩怨,他尝试过爱上帝,也曾为上帝而痛苦,但终于,他还是把上帝赶出了自己的世界。在初期作品《第七封印》中,他让武士布洛克质问死神:“难道人绝对无法认识上帝吗?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掩藏在含含糊糊的诺言和看不见的神迹中呢?…… 我要的不是假定,而是知识。我要上帝向我伸出手来显示他自己,对我说话。”而到了最后一部作品《芬尼和亚历山大》中,上帝已成为一具提线木偶。关于这一转变,我们还是看看伯格曼自己的回忆吧:“我父母常把虔诚、爱和羞愧挂在嘴边,我真的努力过。不过只要有上帝在我的世界里,我甚至连接近我的目标都没办法,光是羞愧还不够谦卑。我的爱比基督或圣徒之爱少,连我自己母亲的爱都不如。我又因为一直存疑,而始终不够虔诚。如今,上帝离开了,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变成我的了;对生命的虔诚,在我毫无意义的命运前方的羞愧,还有对其他饱受惊吓、折磨、冷酷的孩子的爱。”

其实,看伯格曼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很想一部部罗列下来,又担心太罗嗦(已经很罗嗦了),就到这儿吧,他的电影真的是说不尽道不完的。

 

印象中的书(三)科幻小说

读科幻,实在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消遣,特别是在你相信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足够理性就能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年代。

科幻小说就像电视里常常见到的佞臣,总在你耳边咕哝着你最想听到的话。你觉得自己热爱秩序吗?它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条理分明;你相信理性至上吗?它就一次次掏出各种故事向你证明你有多正确。日子久了,自然就有一种心知肚明的默契,甚至不忍用什么苛刻的标准去衡量它,只要是科幻小说,差不多就好。

对我而言,科幻的魅力就在于它保留了科学研究中严密的逻辑推理带来的振奋人心的感觉,同时又借助想象力绕过了科研中必定会遇到的繁复的细节计算和千百次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科学家,或高智商的天才,人物的每一步行动都经过了仔细的思考,有充分的理性依据。作者还生怕你不懂,常常忙不迭地解释给你听。于是整个故事从头到尾发展得有理有据,清晰明了,实在很是讨人喜爱。

虚构的世界,到底还是简单的。无论“幻”得怎样异想天开,终究还是顶着一个“科”字,于是就有义务合乎逻辑,符合物理规律,还要抗得住天下多少科幻迷的吹毛求疵。有时觉得读科幻就像是在观察实验室中设计好的控制变量实验,各种能想到的干扰因素都早已被巧妙地排除了,只剩下某个主题赫然地摆在那里,我们看着它以某种精密复杂然而合乎逻辑的方式运作、发展,最后奔向一个意料之外但又能自圆其说的结局。

因此,和科幻相关的回忆大多令人心情愉快的(我是说如果不是刻意想到《1984》那样的特例的话)。比如说想起阿西莫夫笔下一个个憨憨的机器人怎样被困在各种意想不到的逻辑陷阱里,被三大定律的自相矛盾弄得焦头烂额,又或是想起《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那个患忧郁症的大头机器人沮丧地说:“生活?不要跟我谈什么生活!” 都让人忍俊不禁。大气磅礴的基地系列,凭着一门心理历史学,就能让人暂时忘记自己短暂的生命和软弱的意志,心甘情愿地陶醉在被谢顿设计好的数千年历史中。独辟蹊径的安德系列,则不断挑战人类智商的极限,看着维京兄妹怎样各显神通逐渐掌握大局,再看着小豆子怎样一次次超越极限,都让人一再目瞪口呆,赞叹不已。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的时候。

终于有一天,我判断失误,在刚读完《莱博维茨之歌》后又翻开了《企鹅岛》。两本书都是虚构历史,前者是典型的科幻,后者则是典型的法国文学。在前一个故事里还秩序井然的历史到了后一个故事里,就变成了完完全全一团乱麻,从一个荒诞的开始走向一个更荒诞的结局。巨大的落差让两本书都显得无比荒谬。

那以后科幻就渐渐读得少了,可能是担心再受到那样的冲击吧。

 

印象中的电影(三)蒂姆 伯顿(Tim Burton)

他是个讲童话故事的好手,讲的还是总有些阴郁恐怖的格林童话。

这么大了还不得不承认自己喜欢童话,这多少让人有些尴尬。大概同学的评价不无道理:我就是一个活在想象中的人。

他和斯匹尔伯格一样,想象力丰富得让人嫉妒。随便怎样荒唐枯燥的题材到了他们手里,就能立刻敷衍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不一样的是,斯匹尔伯格喜欢讲的是场面雄伟壮丽的星球大战,有着温柔大眼睛和细长手指的E.T,他喜欢讲的,却是海洋深处红头发的美人鱼,密林里皱巴巴的独眼女巫。

很难说出他的电影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想来想去大多是些成功的商业片吧,但就是没理由地格外偏爱他。毕竟,看过他的电影的人,谁能忘得了《大鱼》里那一片灿烂的黄水仙?谁又能忘得了《剪刀手爱德华》里纷纷扬扬的大雪?还有《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彭湃的巧克力瀑布?至少,他的电影总是特色鲜明,让人过目难忘。这总算是一项过人之处吧。

在他的故事里,主人公总是相似的。有时觉得他其实一直在讲同一个人的故事,只是不断地变换场景,改变身份。女主角永远像芭比娃娃一样美丽而不真实,男主角永远脸色苍白神情诡异,而且多半徘徊在父亲的阴影里。《剪刀手爱德华》是又一个被制造者(父亲?)抛弃的弗兰肯斯坦,有着孩子一样无辜的眼神和一双锋利的剪刀手,终究不容于世,在城堡里孤独一生;做得出世上最神奇的巧克力的查理,也因为小时候身为牙医的父亲禁止他吃糖果而留下心理阴影,怎么也说不出“parent”这个单词;《大鱼》更是拿父子感情大做文章,当我们和儿子一起回顾父亲一生的传奇故事,认识了女巫、巨人、会变身的马戏团老板,我们也就和儿子一起体谅了这些神奇的想象对平凡一生又从来不甘于平凡的父亲有多重要。

他的主角还总是单纯、固执的,有时又脆弱得惹人怜惜。《断头谷》中的克莱恩面对无头骑士呼啸来去、灵异事件不断发生的山谷,依然强自镇定,面色苍白眼神飘忽地坚持说:“I believe in cause and consequence .(我相信因果律。)”《圣诞夜惊魂》中的万圣节之王杰克,分明被难以理解的圣诞节弄得焦头烂额,还是不肯放弃,神气十足地用无比清晰的声音说:“It got to be a logical way to explain this Christmas thing. (一定会有一种合理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叫做圣诞的东西。)”然后戴着睡帽蜷进沙发,翻开一本厚厚的《科学方法》。每每看到这样的情节,总会觉得主人公无比亲切可爱。

据说只有小孩子才有在现实和幻想之间自由穿梭的特权。不知怎地蒂姆·伯顿却似乎一直保留着这一特权。于是我们有幸见到时间停止,爆米花撒在半空,紧接着时间飞逝,一见钟情的爱人从此音信杳然;有幸见到大雾弥漫的森林、哥特式的建筑、维多利亚时代的蓬蓬裙又是怎样一起组成一个诡异而诱人的恐怖故事。

 

印象中的书(二)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记得某次无意中翻到一篇书评,看到这样一段话,引自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

“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阅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就是因为这段话,我眼巴巴地盼了这本书许久。

它也的确值得那么久的期待。

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是个重视影响作用的评论家。他在之前的另一部作品《影响的焦虑》中就提出,文学创作如竞技,作家不免受到前人经典作品的影响,从而引起他们的焦虑,“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是一种令人烦恼并难以理解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的出现”。传统不仅是善意的传递过程,还是过去天才与今日雄心之间的冲突。莎士比亚稳居传统经典的中心,后人能否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或者再退一步,能否从传统内部挤压出自己的空间?“影响的焦虑使庸才沮丧却使天才振奋。”这样的冲突中,只有强力能与强力匹配,胜者得以跻身经典的行列,冲突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充。

基于这样的观点,他以陌生性(原创性?)为标准,选出了二十六位作家细细评述,条分缕析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些作品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在前人的影响下逡巡,又如何令人赞叹地战胜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具备了超越时间和语言的恒久魅力,展示了他在开头那段话中提到的“审美力量”是何等的不可抗拒。

听一个嗜好什么的人讲他的嗜好,向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愉快经历。譬如听一个铁杆球迷历数他最爱的球队在哪场比赛中有哪几次精彩进球,即使你完全不懂足球也能从他那发亮的眼睛、激动的神情中分享一点他的快乐;又譬如看布鲁姆这样的人如数家珍似的排列西方经典,你简直能从字里行间触摸得到他因为珍视而审慎的态度和提起一部部经典时雀跃的心情。读了他的文字,那些耳熟能详却从未读过的名著看上去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面目可厌得让人望而却步了。我想若不是因为这本书,我怕是永远不会有勇气去翻开那些落满灰尘的鸿篇巨制,耐着性子去体味千百年前的悲欢离合。

读过后再回想,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开头的那段话。面对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读经典?布鲁姆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不是为了轻松愉悦,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恶,而是为了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让我们在自省时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答案,至少我以为。布鲁姆虽然一再无限伤感地预言新的神权时代终将到来,人们将不再有耐心阅读,但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谎称阅读经典有种种神效并不能挽回这样的趋势,只能让经典落入一种荒唐可笑的境地。经典不能当作轻松的消遣,事实上还经常让人更加沉重;也不能给人民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你怎么能在福斯塔夫那样的恶棍、哈姆雷特那样的疯子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弑父凶手中间寻找道德楷模呢?它们无益于启蒙、教化,更无助于消除现实中的种种罪恶。总之,在很多时候,它们的确是完全无用的。

只有当你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经典才会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它会给你一个面对伟大和不朽的机会,它可以大大拓展你的生存时间和空间。当你痛感生而为人的渺小软弱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时,若读到托尔斯泰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会不心神激荡?当你厌倦了现实生活中的千人一面,再看到精力充沛的福斯塔夫、孜孜不倦的浮士德,怎么会不眼前一亮?我们都面临共同的命运——衰老、疾痛、死亡和消声灭迹,但当你见过有人面对同样的宿命时曾有过怎样深沉的思索和壮烈的挣扎,曾留下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印迹,你又怎能安于从前贫乏的生活而完全无视自己混沌的灵魂?莎士比亚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你如何听到自我,引领你走上不断自省的道路。于是,这种对审美力量的响应将你我和众多未曾谋面的读者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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